街道党工委、“非公”企业党工委、社区党总支、楼院党支部、行业协会党支部、大厦党支部、市场党支部、出租汽车公司党支部、创业党总支、农民工党支部……如今，这些让人耳熟能详、各具特色的党的基层组织已经遍布大连城乡。来自大连市委组织部的调查表明，目前，大连市基层党建工作组织体系已经实现纵横交错、条块结合、全领域覆盖。这一成绩的取得来之不易。
赞叹之余，我们不禁要问：八年前大连为什么要开始创新党的基层组织建设格局？原有的基层党建工作遇到了什么障碍？大连在探索中遇到了哪些困惑，又是如何解决？大连实践给新时期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和党务工作者带来的启示是什么？……
要给出问题的答案，我们必须转换视角，在深入报道大连创新党的基层组织建设格局成果的同时，梳理出另一条脉络，即大连在创新党的基层组织建设格局实践中的理论思考与探索——
时代命题：
让党员找到党组织
让党组织找到党员
每一个党的组织都在上级的隶属编成内，每一个党员都在党组织的教育管理之中，这是党的执政得以长期稳定、巩固的基础优势。然而，当时代的车轮走过21世纪时，这一优势遇到了新情况。
其中，反映最突出，表现最集中的问题有两个。一是“隐性党员”大量涌现。仅先进性教育期间，全国各地就通过“双找”（党员找党组织，党组织找党员），找到“隐性党员”百万之多。二是以三资企业、私营企业、个体工商户等为主体的新经济组织和以社会团体、中介组织、民办非企业单位等为主体的新社会组织迅猛发展，而这些组织中并没有及时建立起党组织，我们党几十年形成的党组织对基层组织的全覆盖出现了“空白”。
“隐性党员”游离于党组织管理之外造成的党员与党组织相“分离”及基层党组织架构没有及时与新兴组织架构相匹配造成的基层党组织与应由其领导的其他基层组织相“脱节”现象，严重地损害和削弱了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基础。
基础不牢，地动山摇。
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基础“不稳”势必对党的执政能力建设起“负面效应”。
而此时，当今世界和当代中国正在发生的广泛而深刻的变化对党的执政能力提出了更多前所未有的新挑战。党肩上的担子更重，党面临的形势更严峻。
能不能带领人民走在时代前列？
能不能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
能不能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
顺利实现跨世纪宏伟大业，不仅对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提出高标准、高要求，作为“党的全部工作和战斗力的基础，全社会各种组织和各项工作的领导核心”——党的基层组织建设，也必须适应时代发展，改革创新，创新形式，进一步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增强党组织的创造力、凝聚力和战斗力。
基层是基础，无论做什么事情，夯实基础是最为重要的。中央领导曾反复强调：“巩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是我们面向新世纪党的建设的重要内容和迫切要求。”我们党的7000多万党员分布在300多万个基层党组织之中。只有每一个基层党组织都健全而充满活力，党的整个组织才能坚强有力、朝气蓬勃。
“分离”也好，“脱节”也罢，这在我们党建党以来的基层组织建设史上都是前所未有的，给基层党建工作带来的影响也是重大而深远的，为全党全社会所重视和关注更是空前的。从这个意义上讲，破解两个基本问题不仅迫在眉睫，而且具有时代意义！
重大的时代意义和党建工作的使命，给了大连执著思考与探索的勇气。
既然问题始于党员“隐身”，那么破解问题的思路当然就要从让他们“现身”开始。2001年，大连市委组织部统一部署，在全市范围内展开大规模地毯式的排查，对流动党员进行集中梳理，结果找出了7.5万余名“隐性党员”。
通过对“隐性党员”现象进行深入分析，大连市委发现，“隐性党员”有在国企改革中产生；也有从行政管理体制深化和机关事业单位职能转变分流出来；还有的是在农村富裕劳动力向城市转移过程中出现的。与此同时，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计划经济体制时期的各种经济社会组织体系也出现严重分化，从而改变了基层党组织所依附的经济和社会的组织基础。
一个关于新时期基层党建重大而科学的判断形成：“两个基本问题”是经济社会变革的产物，而当前基层党建工作出现的一系列难题与困惑，都源于体制和机制的变革。
所以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就必须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组织架构相匹配的崭新的基层党建体制和机制，舍此别无他途。
破解困惑：
从理论到实践的探索之路
然而，基层组织建设新格局的建立并不那么一帆风顺，在破解难题的前行路上，大连市委组织部的同志们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思考、探索。“工作量之大，困难之多，真是难以想象。”
难题之一：“体制外”要不要建立党组织？
正当改革者们专心致志“一层一层剥开洋葱、寻找到本质内核”的同时，一个难题“横亘”面前——“体制外之说”。
当时关于在新兴领域组建党组织问题在学术界存在非常大的争论。一些观点认为，改革开放后出现的很多以民间投资为主体的非公有制经济社会组织，独立于传统的基本经济制度之外，而且原来一大二公的基本经济制度对应的是计划经济管理体制，而新经济组织和新社会组织不在计划经济管理体制之内，因此，没有必要比照国有集体企业和机关事业单位去建立党组织。
然而，长期从事基层党建工作的大连党务工作者们感到，如果党在新兴领域不建立党的组织并加强党的建设，那么共产党的执政能力在基层的实现靠什么来保证呢？1997年开始的持续三年国企改革脱困，大连30万企业职工走向社会，其中就包含近7万党员找不到党组织。而且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所谓体制外的经济成分会越来越多，相形之下党在基层的组织就会越来越少，那么党的领导怎么实现呢？
经过深入的分析与思考，大连的改革者们给出这样的论证：“体制外之说”的理论基础是建立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的。计划经济体制已经被市场经济体制取代，非公有制经济成分是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一部分。已经同处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之下，还何来体制内外之分？既然如此，为什么不能在新兴领域建立党的组织呢？
毛泽东同志曾有一个关于阵地的比喻，说“无产阶级不去占领，资产阶级就必然会去占领”。这话用在党的建设方面也一样。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在中国这块土地上，没有党的领导，没有党的组织是不可想象的。在那些新兴领域，共产党人不去占领，就必然会被别的什么占领，而这将直接关系到我们党的执政基础。 理论推演至此，可以说“体制外之说”的理论障碍已经被冲破。
大连市委于2001年全面启动了社区党建，2002年全面启动了新经济组织党建，2003年全面启动了新社会组织党建。三年的努力，一步步把三个新兴领域的党建工作开展起来，占领了所有的“阵地”。
难题之二：党员为非公企业发展服务，是帮了“剥削者”的忙吗？
理论上的困惑层出不穷。消除了建党障碍，又出现了在非公有制企业中党组织和党员发挥作用的目的质疑。
这是发生在四年前的事。大连甘井子区一位私营企业党支部书记任职一年多，从未组织过党员活动，有关领导找他谈话，他说出自己的难处：“有人说，党员为非公企业发展服务，是帮了‘剥削者’的忙！”
由于对目的的疑虑普遍存在，因此很多党组织和党员不愿甚至不敢在非公有制企业组织中发挥作用。
怎么办？
困惑、疑惑和迷惑，考验着人们的意志，也催人奋进和思考。
“非公有制经济成分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一个组成部分，那么非公有制企业主就是社会主义建设的一分子，非公企业的作用是在巩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所以，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要理直气壮地支持非公有制企业党组织和党员积极发挥作用。”大连市委组织部副部长王乃波的解释化解了又一困惑。
几年前，胡锦涛同志在大连视察工作时指出，要“理直气壮地抓非公党建”。这句话让大连市委组织部的工作人员有了“主心骨”。
难题之三：社区党建共驻共建的领导体制和协调机制如何配套？
社区党建工作最初启动是在2001年。
继区、街道、社区、楼院等分层次构成的社区党建组织体系建立后，第二年，针对驻街企事业单位对社区党建缺少认识，没有积极性，大连市探索完善了共驻共建协调机制的方式，并通过“党建指导委员会”、“党建协调委员会”、“党建联席会”，先后与建立党组织的驻街大单位建立了共建关系。
一年以后，大连市委发现了新的问题。
这种以党组织为纽带建立起来的社区共驻共建协调机制，其覆盖面比较窄，对相当一些没有建立党组织，特别是分布于社区街巷不成规模的个体户、商业网点以及民间群众性组织来说，更是只有“共驻”而无“共建”。
从职责上讲，作为“各种组织和各项工作的领导核心”，街道社区党组织在和谐社区建设中负有重要的领导使命。但是，从“和谐”的内涵看，没有驻街单位和居民的最广泛参与，和谐社区建设就是不完整的。单位无论大小，人员不分身份，都应该参与社区建设，唯此，“驻”与“建”才能互动，共驻共建才能植根于民而久盛不衰。
基于这样的认识，2004年，日新街道在全市率先成立了街道工会联合会及遍布各种经济、社会和群众自治组织的103个下属工会组织，在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中，成立了覆盖整个辖区的妇女联合会、综合治理委员会、计划生育工作领导小组。同时成立人大街工委，将市、区人大代表纳入组织管理体系，通过每月例会制度，使他们参与社区建设由各自的“分散行为”变成“有组织”的参与。
为了最广泛地动员和发动辖区单位和居民参与社区共建活动，一些社区还向居民下发了“全民参与构建和谐社区号召书”，将辖区单位参与社区建设的表现与党内开展的“两先两优”评比挂钩，规定“不参与社区共建者没有参评先进的资格”，进一步丰富和深化了社区党建共驻共建的活动内容。
难题之四：三资企业、民营企业党组织“建在企业内还是企业外”？
2002年，大连以开发区为基点全面启动了全市的新经济组织党建工作。
建立之初，大连实行三种党组织组建模式，即“内建”、“外建”、“派建”。外资企业“派建”，通过管理层派进，建立党组织；够规模的企业进行“内建”；规模不够或者得不到支持的“外建”，通过建立联合党支部或依托人才市场等解决党员归属，这种模式适用于个体工商户。
接下来的摸索中，党务工作者发现，个体工商户规模小，数量多，经营形式不稳定，业户中党员数量少，流动性大。如果只是简单地把相邻的几个业户党员集中起来成立联合支部，就会造成只要个别党员出现流动情况，联合支部中党员的数量就不充足。
长兴大市场的个案解决了这个“难题”。这是一个大规模的综合农贸市场，其中1000多个经营户，党员15名。区街党组织结合实际，依托市场管理所建立了“长兴大市场党支部”，这样一来，党员人数集中，党组织辐射范围大，市场内的党员无论怎么流动都在党组织的管理之中，发挥先锋模范作用有了组织保证。它的成功，为个体工商户建立党组织找到了一把“钥匙”。
如法炮制，一个个依托商务写字楼、工业园区、商业一条街、产业协会建立起的党支部雨后春笋般“蔓延开来”，党员全部纳入到党组织管理之中。
三种组织模式使非公企业中党组织的组建率有了大幅度的提高。但它们是否就是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党组织组建的最佳模式？
大连在新经济组织的探索上似乎并未停止。
“促进企业健康发展”，这是十六大通过的党章对民营企业党组织目标的首次规定。那么，党组织怎样实现这一目标呢？换种说法，实现这一目标的保障条件是什么？
经过深思熟虑，大连给出了答案：要在企业内部建立党组织。
因为，党的建设不是为了自身建设而建设，而是为了推动伟大的事业，只有将党组织建在内部，才能保证非公有制经济健康稳定向前发展。
由此，大连转变思路：全市在2007年规模以上非公企业全部建立党组织的时候，将符合条件的所有企业党组织全部建在内部。
难题之五：“行政无主管”的新社会组织党建“谁来管”？
大连市委组织部的同志讲了亲身经历：2003年初，市委组织部到一个政府部门调研社团中介组织党建工作，有关人员以“这些中介组织行政不隶属于我”为由，表示“他们的党建工作不归我们管”。
行政无上级，党组织往哪挂靠，党员由谁管理，党建工作如何开展？党建责任主体不明确成为新社会组织党建工作一道难解的题。
“虽然上级无主管，但其党组织不能无上级。”2003年，以明确党建责任主体、理顺管理体制为重点的大连市社会团体和中介组织党建工作全面启动。市委组织部出台了《关于成立行业协会党委的暂行规定》、《关于明确民办高校党组织隶属关系的通知》等文件，将党建责任确定为：业务主管或行政挂靠单位党组织管理为主，行业自律党组织管理为依托，市县分级负责。
但是很多基层单位提出质疑，仅教育局下面就有上千所的民办各类学校，卫生局下面有民办医疗1000多家。动不动就上百家、上千家的单位如何有效管理？
市委组织部从可行性出发，又提出先成立行业协会，再依托行业协会成立党组织，即“协会+党委”模式。各局负责宏观的党建指导责任，具体的党建业务由行业协会的党委直接负责。
经过几年的努力，社团中介组织和民办非企业单位党建责任主体得到较好理顺。
……
从宏观理论层面到微观实践层面，党的基层组织建设格局的大连模式经历了由实践到理论认知、由理论认知再到实践检验的过程。正因为如此，这一源自实践的党的基层组织格局创新探索成果得到了党建权威专家和党务工作者们的认可，一致认为基层组织建设格局的新探索“从理论和实践结合上，对基层党建工作实践经验进行了理论升华，准确回答和破解了新时期基层党建工作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
创新没有终点：
思考和探索仍在继续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基层党组织怎么建？”这是一个渐进式课题，需要紧密结合各地实际，不断进行创造性探索。
为此，大连市进行了八年探索。这中间，有过激情燃烧的岁月，有过令人赞叹的成果，也有过饱含泪水的艰辛。
两个四载春秋，漫漫八年求索路。
大连市委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紧密贴近行业组织实际，求创新，求发展，求作为，探索并初步形成了市场经济体制下基层党建三大传统领域和三大新兴领域的目标模式；探索并初步理顺了基层组织建设格局的管理体制，明确了党建工作责任主体；探索并初步找到了在三大新兴领域组织中建立党组织的有效方法和途径，党组织的覆盖面不断扩大；探索并初步回答了在三大新兴领域中如何通过明确功能定位和具体任务而开展工作的问题，党组织和党员作用得到充分发挥。实践证明，这些探索，源自基层，源自实践，是新时期党的基层组织建设的一笔宝贵财富。
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是改革创新的事业。党要站在时代前列带领人民不断开创事业发展新局面，必须以改革创新精神加强自身建设，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
我们党领导的伟大事业，从来都是同党的自身建设的伟大工程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党建工作也从来都是为完成党的政治任务和中心任务服务的。
大连市委常委、组织部长宋善云告诉记者：“大连市基层党建工作形成的以三大传统领域和三大新兴领域为目标模式的基层组织建设新格局，推动了各领域党建工作的协调发展，但还要随着形势的发展变化，以改革创新精神，不断予以深化和完善。”
创新没有终点，大连党务工作者们的思考和探索仍在继续！
（来源：《中国人事报》）
